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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日下午，谢宜羚收到了綦江区人民医院的网上报告：一例疑似病例正在医院就诊。
谢宜羚立即对这例疑似病例展开流行病学调查。尽快找寻到关键证据，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第一步。
调查一开始很顺利，谢宜羚很快就找到了关键证据：陈健，48岁，曾经多次和家人吃饭，其中包括了从武汉回来的大姐。
凭借多年的流调工作经验，谢宜羚立刻意识到，这很可能是一个家庭聚集案例。
陈健的家人很快被送到了集中隔离点。谢宜羚带领流行病学调查组也赶到这里，连夜开展流行病学调查。
2月2日凌晨，正在忙碌的流行病学调查组收到最新消息：陈健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
“时间不等人，必须尽快找到他的感染源和密切接触者。”谢宜羚说，陈健确诊当天，流行病学调查组忙了一个通宵。
陈健一家人的密切接触者被很快找到，并进行了集中隔离，但是陈健的感染源却成了一个谜。
调查发现，陈健的家庭聚餐一共有8个人。在陈健确诊后，陈健的大姐夫、二姐、女儿、父母也陆续被确诊。
但是，陈健的大姐陈丽，家中唯一一个有武汉生活史的人，多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。而另一个没有被确诊的人，是陈丽的女儿。
陈健一家的感染源难道另有其人？谢宜羚陷入沉思。
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。谢宜羚虽然在24小时内完成了陈健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，但是她对陈健一家人的调查还在继续。
“流行病学调查就像侦探查案一样，不仅要找寻证据，还要根据这些证据进行逻辑推理。”谢宜羚说，完成报告并不代表“结案”，陈健一家6人被确诊后，流行病学调查组继续对他们进行调查，不断完善报告内容，希望尽快找到感染源。
2月4日，谢宜羚在对一例新增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，找到了新线索。
这例确诊病例名叫王莉，是一名家政阿姨。“她的活动轨迹比较复杂，一开始我们也没找到她的感染源。” 谢宜羚说，流行病学调查常常会遇到一个尴尬：问同一个问题，第一次问和第二次问，会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。
对王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，谢宜羚就多次遭遇这样的尴尬。
“我很理解这种情况，因为有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天，回忆起来的确有些困难。”谢宜羚说，要找到正确答案，就需要保持平静的心态，不厌其烦的问，引导对方慢慢回忆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谢宜羚在王莉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收获到了“意外惊喜”：王莉发病前最后一次做家政服务的地点，就是陈健家！
“她在那里做了三个小时清洁。”谢宜羚说，当时因为只有陈健的母亲在家中。老人确诊后，身体状况最开始有点不太好，很多事都说不清楚。所以在对陈健一家人最初调查时，并没有关于王莉的信息。
谢宜羚将王莉和陈健一家人的证据资料进行交叉比对、逻辑推理，形成了一条相互佐证的证据链。
綦江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是一个多部门合作的调查团队。团队成员除了有谢宜羚和同事们之外，还有綦江区公安局的民警和綦江区统计局的工作人员。
谢宜羚表示，公安部门的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，以及统计部门的统计应用，对更快找到确诊病例的感染源和密切接触者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在王莉和陈健一家“关联”在一起后，流行病学调查组再次将调查重点放在了陈丽身上。
谢宜羚反复追查发现，陈丽长期在武汉做服装生意，1月15日才从武汉回到綦江。
虽然陈丽的多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，但是她的胸部CT提示肺部见斑片状、片絮状模糊影，部分成“磨玻璃”样变。
“她的症状比较轻微，虽然她是高度可疑的感染源，但是仅凭我们当时的证据很难确切做出最终判定。”谢宜羚说，陈丽在医院治疗不久，病情就出现了明显好转。而且，陈丽所说的发病时间，与家人的发病时间相互矛盾。
“我们把他们一家人的发病时间分布图画出来，发现陈丽说的发病时间更加不能证明她就是感染源。”谢宜羚表示，陈丽回忆自己是在1月27日才出现了拉肚子的症状，之前并没有发病，而陈健的父亲在1月24日就发病了。
谢宜羚的追查再次遇到难题。
“有时候很难判断谁在说谎，有可能她并不是说谎，而是真的不记得了。”谢宜羚没有放弃，继续寻找蛛丝马迹。
突然，谢宜羚想到了查询陈丽的医保卡使用记录。但是查询的结果是，她近期并没有使用过。
“再查查她老公的医保卡。”谢宜羚继续追查，终于找到了突破口！陈丽老公的医保卡不仅在1月17日使用过，而且买的是感冒药和消炎药。
“她回忆起当天出现过感冒症状，因为自己的医保卡在女儿那里，所以就刷了老公的医保卡买药。”谢宜羚说，陈丽吃了药，“感冒”很快就好了。但实际上当时，陈丽已经发病。
病毒终于现形了！
2月10日10点，陈丽被确定为陈健一家的感染源。
目前，陈健一家6人已有5人治愈出院，王莉也已治愈出院。
（本文中除谢宜羚外，均是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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